ADR视野下美国调解制度探析
【录入:administrator   发布时间:2014/09/18】
  

将视角转回中国来看,我们是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儒家思想中的“和为贵”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要求人们互相谅解、和睦相处,即“敦宗族、和乡里、戒诉讼”,所以如果发生了纠纷,往往是通过调解解决。调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调解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至今盛行。它不仅被视为一种制度设计,还是处理纠纷的方法。我们既有官方的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也有民间的调解(人民调解、商事调解、律师调解);既有制度化的调解(法院调解、人民调解),也有非制度化的调解(亲友调解、邻里调解)。调解盛行的原因,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心理上的原因,而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基于传统文化,中国人不喜欢诉讼,甚至厌恶诉讼,因此在各个历史时期,调解都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但在司法改革的今天,传统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调解被弱化了,特别是传统的民间调解的功能被削弱了。

近年来,在国外ADR蓬勃发展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革也在深入。20081114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国际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指出,改革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采用公平的调解程序,确保调解协议的自愿性是建设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石。……只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初始阶段、处理纠纷之前,才是最经济、最有效、也是最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措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必须着重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尽快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调解员和具备调解技能的法官;二是要规范和完善公平的调解程序,确保调解协议的自愿性和合法性。还提出要立足国情,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做法,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国情需要,是人民需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值得深思的。我认为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是如何发挥民间调解的优势。从调解的体系来看,我们有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和人民调解。但这些调解的功能是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能否满足纠纷者的需求?我想答案是不确定的。

在上述调解体系中,法院的调解是最有效的,因为法院象征的是国家的强制力。那么,法官应不应当主持调解或应当在什么时间调解?由法院调解,会不会削弱司法权力的正当行使影响司法的权威?法院调解是否具有强制性?我们曾经做了一个调研,调研的对象是78名在校法学院学生和80名基层法院法官,调查的结果统计如下:

表一、诉讼中的调解

 

A.在诉讼中不应当进行调解(%

B.调解应当在审前进行,开庭审理后不应当进行调解(%

C.作出判决前都可以进行调解(%

D.解决属于民间方式,法官不应当主持调解(%

 

学校

0

0

27

73

法院

0

15

85

0

 

 

表二、法院调解是否会影响(消弱)司法的权威性

 

是(%

否(%

学校

4

96

法院

17

83

 

表三、对法院调解的强制性的看法

 

A法院调解不同于民间调解,强制性是客观存在的(%

B法院调解和民间调解一样完全不具有强制性(%

C法院调解的强制性与“自愿”原则并不矛盾(%

D法院调解的强制性是违反“自愿”原则的(%

AC%

其它(%

学校

31

0

49

0

0

20

法院

17

54

0

0

29

0

 

上面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法学院的学生认为调解是民间性的,法官不应当主持调解,法官则不以为然;大多数法官认为,调解可以在判决前任何阶段进行,法学院学生有25%多一点认同;对于法院调解是否会削弱司法权威,学生和法官大多数认为不会;对于法院调解的强制性看法,法学院近一半学生认为与自愿原则并不矛盾,有一半多法官认为法院调解与民间调解一样不具有强制性。

上面的调查虽不具有普遍性,但至少反映了问题的一个侧面。从理论上讲,我倾向于调解的民间性。我认为法院调解,会一定程度上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和司法的权威性;而且让法院法官承担巨大的社会矛盾和压力,并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我们的研究生去法院实习,他们告诉我们,法官工作繁重日夜办案,调解的任务重、压力大;法官常常是白天开庭、调解,晚上写判决书、调解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法官几乎没有时间看书和研究,其压力可想而知。如何改变法院调解的现状呢?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以下做法:即扩大民间调解的范围,提高民间调解的效力,使调解更加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且能更有效地解决纠纷。具体而言:

第一,建立退休法官调解制度。我认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如美国法院的一些做法,聘请退休法官做法庭的调解员。我国法官退休年龄与公务员相同,大多数法官退休时还“身强力壮”,最主要是他们有丰富的纠纷解决经验,由他们做调解员有非常大的可行性。这样既可以保证在职法官专心致志地从事审判工作,并有时间研究审判规律,不断提高审判水平和办案质量,也可以充分发挥退休法官的作用。

第二,发展民间调解,建立私人调解制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的观点,我们应当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的经验、借鉴JAMS的做法,扶持社会调解组织、建立私人调解机构,集中社会优势力量开展民间调解。具体可以组织律师、法学教授、法学院学生、开展调解和调解员培训,让更多的人参与调解。经过培训的调解员可以从事调解工作,这样还可以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其可行性也是存在的。

第三,赋予民间调解协议效力,保障调解协议的实施。民间调解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调解方式的研究上,还应当研究如何保障调解的效力。因为效力问题不解决,再多的调解都是在做“无用功”。对于民间调解协议的效力,我国法律仅赋予其合同效力。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民间调解的作用,建议我国法律对调解协议的效力直接规定,规定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是有可行性的。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既然选择了调解,就应当对达成的调解协议严格遵守。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调解协议的实施,既可以唤起当事人的责任意识,也可以促进当事人之间相互诚信。



总会法律事务部 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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