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中国社会法制观念的巨大变化
【录入:administrator  发布时间:2011/11/22】
  
徐沪滨秘书长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中,特别提到贸促会的两家知识产权代理机构--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简称专商所)和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简称港专)。
 
徐沪滨说,入世以后,整个社会的法制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推动整个法制建设。我认为这一点对今后中国法制建设和完善给予了深远的历史意义。
   
举个例子,贸促会下面有两个单位,一个是在北京的专利商标事务所,还有一个是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他们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飞速发展,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多次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还有一系列的司法解释,使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完全融入了国际体系,而且在执法领域我们真正做到了公平对待所有国别的当事人。这两家公司对中国知识产权诉讼的案例做了一个全面的统计,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可喜的方面,发现中国法院在审理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当中,以外国人为当事人的胜诉率是高于平均值的。
 
以下为徐沪滨秘书长采访报道原文:
 
中国贸促会秘书长徐沪滨:全球化不可逆转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张丽华
 
    成立于1952年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下称“贸促会”),是中国入世谈判的亲历者、参与者,更是重要对外经贸交易活动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贸促会经常组织经贸代表团和企业家代表团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其附设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也是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权威机构。
    贸促会秘书长徐沪滨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中国加入WTO以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推动了中国国内全面的改革。入世十年,是中国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
 
入世十年利大于弊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说,市场换技术的开放策略是否还可持续,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如何评价入世十年来,带给中国方方面面的触动和改变?
    徐沪滨:入世十年,是中国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短短十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第二大进口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逾两番,老百姓的收入也得到了增加。虽然大家有不满足的地方,但是要看到,三十年前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3%,而去年超过了50%,这个成绩是惊人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客观事实,不是唯物的。
    中国加入WTO以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推动了中国国内全面的改革。
    加入WTO以后,中国学习和运用了市场规则,加快建立起稳定可预见的贸易制度。商业的环境更加开放了,世界贸易组织非歧视性、透明度、公平竞争的原则也更大程度上融入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的意志,法制的精神,知识产权等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共识。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也在艰难起步,特别是民众观念的革新,这些实际上都是通过加入WTO以后开始更大程度地显现,并将对中国长远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市场换技术,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应该看到,中国企业入世以后我们最担心的“完全垮掉,经不起市场的风浪”,这种情况没有出现,中国企业并没有被击垮。而且在所谓的“狼”来了以后,与狼共舞的过程中反而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比如,农业方面,我们过去最担心的是加入WTO以后受不到保护,但按照WTO的规则,更加注重给予农民相应的支持、扶持,加大了对“三农”支持的力度。这些我认为是入世十年利大于弊的,这是要肯定的。
 
全球化仍然激情澎湃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士认为,入世十年来,使中国的经济陷入低成本低附加值劳动,耗竭资源,认为应全面缩回来,等产业环境改良好之后,再行开放之策不晚。你对此如何看待?
    徐沪滨: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与世界共舞。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尤其是美国、欧洲针对中国贸易保护措施此起彼落,哥本哈根会议不欢而散,所以环境保护主义所谓的“新生怪物”也粉墨登场。再加上国外金融市场借着加强监管职能也在排斥开放,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全球化在这个时期,我们反过来看仍然激情澎湃,不可逆转。
    人类过去有两个激情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870年到1914年,全球贸易当时以4%的速度持续增长,直接带动全球主要经济体快速成长。当时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创造了三个世界强国,美国、日本、德国。
    第二次全球化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分两个阶段,一个是50年代到70年代,现在的资料上反映,所谓的领导者是美国,参与者是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第二个阶段是50年代末,领导者仍然是美国,参与者发生了变化,中国勇敢地加入了进去。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将近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速一直超过7%,许多年还能达到10%。我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坦率地说,回到集权式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难以想象,咱们不能再走回头路了。
    中国从历史中汲取了许多经验,对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有一些根本性的共同原则,包括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鼓励市场竞争,支持门户开放,强调创新精神,这些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识,应该坚持下去。
    这两年金融危机,2008年、2009年最严重,但是全球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还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加速。应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全球化的趋势不会逆转,不会削弱。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挑战必然是严峻的,外贸结构的失衡,外贸条件的持续恶化,GDP严重依赖于出口,贸易摩擦现在愈演愈烈,加上国内最大的问题是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等等,问题肯定很多。但也不能本末倒置,因噎废食。
    苹果公司等跨国企业的产品,很多都是在中国代工的,这对中国的好处是可以锻炼、培养出数百万熟练技术工人,这就是今后中国走向高端的基石,你永远不可能要求一口吃成个胖子,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过程,直接拿高端产品你也做不出来,也达不到出口全球的要求。把责任都归咎于别人太强了,我们就不参与了,不跟你玩儿这个游戏了,这肯定是消极的。
    中国目前的大企业,在战略上与国际上大型的跨国公司相比,还有一段差距,如果现在退出WTO,闭门造车,远远站在岸边看,永远学不会游泳。
推动中国立法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讲到入世十周年对法制进程的推动和法制精神的塑造起了很大作用,能具体阐述一下吗?
    徐沪滨:客观地说,通过国内的立法转化WTO法的直接变化和法制观念间接变化而言,这一前所未有的实践,确实是中国恢复法制后规模最大、意义最深远的一次变化。据我了解,在中央层面清理了3000多个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大概清理了90000多件,加入WTO以后,我觉得对中国的立法,特别是程序方面的推动是尤为显著的。
    从两大方面来说,一个是通过健全法制,在国内基本上实施了WTO法。国内法制的巨大变化,主要是在入世以后WTO法的约束下发生的。十年以来我们将WTO转化为大量相关的国内法,这是中国法制最直接的受益实践。
    第一,全面规范我们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程序。我们先后在2003年制定了《立法法》,2002年制定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全面规范了我国法律法规制定程序。
    第二,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包括2004年修订了对外贸易法。2004年还制定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等等。
    第三,在入世前后修订了与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海关法》是2000年立法的,此外还有2003年的《进出口关税条例》,2002年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法》,2001年的《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2004年的《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2005年的《地理标志保护规定》等等。
    在贸易有关的投资、服务和知识产权领域更加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这在中国过去都是一片空白。包括2001年的《中外合资经营法》,2000年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2004年的《外方举办投资性公司规定》,2005年的《公司法》,2008年的《外方投资矿产勘察企业办法》,2006年的《大神娱乐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等。2000年通过了《电信条例》,2003年通过《商业银行法》,2004年通过《证券法》,2007年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2008年通过了《外方投资电讯企业管理规定》,2009年通过《保险法》。《商标法》2001年通过,《专利法》是2008年通过的,《著作权法》2010年通过,《反垄断法》是2007年通过的,光是中央层面上这些大的法规修订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法规更加不计其数。这是第一个方面,在国内基本上实行了WTO法,直接转化。
    第二个方面,入世以后法制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入世,实际上间接促进了社会整个法制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推动整个法制建设。我认为这一点对今后中国法制建设和完善给予了深远的历史意义。
    举个例子,贸促会下面有两个单位,一个是北京专利商标事务所,还有一个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他们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飞速发展,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多次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还有一系列的司法解释,使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完全融入了国际这个体系,而且在执法的领域里边我们真正做到了公平对待所有国别的当事人。这两家公司对中国知识产权诉讼的案例做了一个全面的统计,恰恰看到了一个可喜的方面,一个很鲜明的东西,发现中国法院在审理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当中,以外国人为当事人的胜诉率是高于平均值的。
 
中小企业返程投资不能一棍子打死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中小企业是否应该占有更重要的分量?我们了解到,其实中小企业走出去,很多还是返程投资,如构建海外上市的架构等等,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中小企业应该如何练好内功?
    徐沪滨:走出去的不能都是大企业,更多应该鼓励、支持、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去。在国外也是这样,大多数出口企业是中小企业。
    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日本的索尼1964年奥运会以后规模才2000人,在日本严格来说它就是一个中型企业,但是索尼率先在美国纽约建立了海外办事处,以日本本土为根据地进军全球市场。索尼公司的所作所为带动了日本其他品牌,包括三菱、日立、NEC等大型企业在全世界的落地和发展。万事开头难,理论上我们觉得大企业有责任,但实际上国外的经验证明,很多品牌的国际化,特别是日本品牌的国际化,恰恰是索尼、松下等当时的中小企业,在20世纪60年代率先完成了海外落地。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走出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资金问题,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相对狭窄。一部分中小企业到海外进行返程投资,就是通过在境外建立特殊目的公司,通过股权置换和融资收购,在境外间接上市,从而获得发展的资金。同时在境外融资过程中,往往导致境内的企业变成了外资,因此还有一部分返程投资,是套取国家的优惠政策,或是进行金融投机,或是谋求对资本更大的自主权。
    不难看出有一些返程投资通过海外融资,确实解决了一部分中小企业在国内的融资难题。所以我认为目前对返程投资应该区别对待,合理规范和引导,不能一棍子打死。如果不是为了洗钱,或者投机,而是通过在国外融资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发展壮大,我觉得还是应该支持的。关键是要完善相关制度,包括资本市场的完善,内外资要同等国民待遇,调整并完善资本管制的制度。另一方面,纯粹用于金融投机需要的返程投资,还应该建立起监管措施,要严控。
    中小企业成功走出去的案例。举一个例子,重庆力帆集团是走出去比较早,也比较成功的企业。1998年才刚刚取得出口权,2005年出口超过2.6亿美元,网络遍布120个国家,他在越南和保加利亚主办两个合资工厂,在泰国搞了一个合作工厂。他在国外的单位销售利润是国内的五倍,最重要的是品牌的附加值提升了。它的经验就是创新出口,信誉好,坚持自主创新,开发适合国际市场的各种摩托车、汽油机。
    我们也曾有100多个中国企业到越南办过摩托车厂,像潮水一样涌上去,又像潮水一样被刷出来,越南政府配额的高关税把他们赶出来了。而力帆集团通过在当地建厂,成功地绕开了高的关税壁垒,既减少了贸易摩擦,又成了“上门女婿”,用中国的话讲是丈母娘会关照他,因此力帆在越南的投资两年就收回成本。
    企业要真正走出去,要具备良好的企业治理机制,还要有核心竞争力。我觉得有三点,第一个,发挥比较优势。第二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三个,要用符合国际化要求的复合人才,具体说来要懂技术,懂管理,懂法律,懂国际规则,又懂外语。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说到中小企业要发挥比较优势,现在很多人也在说中国比较优势应该再评估一下,比如传统比较优势——人口红利渐渐消失,在这种状况下应该如何塑造新的比较优势?
    徐沪滨:企业的比较优势就是产品。一定要有自己的科技创新,要有强大的自主开发能力,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另外要有品牌形象,这才是企业的优势。
    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倡导“品牌战略”,在国际上也做了许多活动,提高中国品牌的整体形象,但与世界上的知名品牌相比,目前我们的品牌还太少,号召力和品牌价值方面与世界水平相差较大。一方面,是我们产品上的硬伤,也就是创新及质量问题;另一方面,就是管理上的软件问题。有许多知名品牌,如奔驰的车、LV的包、瑞士的名表等等,一方面,在设计、技术、产品质量等方面,这些品牌确实保持着遥遥领先的位置、另一方面,我们也曾有一个研究,就是许多世界知名品牌形象是和个人或是与家族相联系的,我们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品牌,如王麻子剪刀、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子等等,品牌的人格化推动管理者始终重视对品牌形象的管理,不断提高其产品质量、信誉,以及与其相连的社会责任、文化内涵和服务关怀。
 
富士康事件说明转型之痛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有文章指出,富士康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表明“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进出口这一块,遭遇拐点,而其他两驾马车,投资和消费,也遇到了瓶颈,比如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比如CPI居高不下,居民收入增长乏力,你怎么评价这一观点?
    徐沪滨: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经济学家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 :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
    起飞准备阶段,世界市场的扩大成为经济成长的推动力。起飞则是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状态,实现起飞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较高的积累率,即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二是要有起飞的主导部门;三是建立能保证起飞的制度。
    走向成熟阶段是起飞阶段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虽有波动但仍持续增长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的产业以及出口的产品开始多样化,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不断增多,投资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民福利、交通和通讯设施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惠及整个社会,企业开始向国外投资,一些经济增长极开始转变为技术创新极。
    目前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已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最后为超越大众消费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随着这个阶段的到来,一些长期困扰社会的老大难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
    目前中国整体上仍旧处于第三阶段的中后期,由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的时期,这是我国提出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从转型的提出到现在,已经有很长时间,这表明这个过渡期、转型期的艰难与漫长。
    首先,我国有自己的国情,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方面是我们经济起飞的重要优势,依靠人口众多,成本低廉,使我国经济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快速完成了初期的积累;另一方面我们的基础还很薄弱,人口基数又如此大,这就使得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更艰巨,也更复杂。英国、德国GDP增加1个百分点可能就不得了了,而到中国,要增长六七个百分点才能做到国内经济基本均衡。
    其次,依据经济成长的阶段,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如工业化是创造财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在工业化的后期,为效率而损失公平的后果逐渐累积,使得后者的地位逐渐上升,逐渐成为主要矛盾,这时以创造财富为主导的模式将逐渐向公平的分配财富转换。
    富士康的例子,我认为恰好说明了我们现在的转型之痛。出口、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而有所变化的,一方面中国制造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已超过20%,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优势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开始削弱,并伴随着向财富分配阶段转换,劳动力成本还会继续提高。所以原有的出口模式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逐步转向以消费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第三产业也将快速发展,逐步成为新兴的支柱产业。
    第三,我们的国情决定,今后首先仍是要坚持发展第一,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越来越重视人的发展、分配的公平、人民生活的改善、幸福感的提升,这都是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经济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必要基础和准备。此外,从微观来看,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要遵循这样的发展规律,就是在重视效率的同时,要愈加注重社会责任感的建立,成为一个社会、员工所认可并信赖的企业,这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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